这大概是每个单身姑娘能听到的最不幸的事了。那天在越南小食店，米歇尔越过一盘鸡翼饭和一碗生牛河，忧心忡忡地低声对阿朱说：“我怀疑我患上了疱疹。”
米歇尔接着向阿朱罗列了一系列引起她焦虑的生理变化，包括嘴角一粒痘痘一样的凸起，私处以上一厘米处一个红色的斑点，和挂三号风球那天晚上持续整夜的低烧。她接着引述了上次卫生处散发的宣传册里疱疹的症状，来辅佐自己的论述。
“一定是上次那个banker。”米歇尔一口咬定，“就是喜欢脚的那个新加坡banker，住在中环半山一家拉面店旁边的banker。他洗过澡之后吃药，我问他吃什么，他说他吃维他命。”
米歇尔还在继续，阿朱咬着吸管，簌簌地吸着已经吸干的冻柠茶，一句话都听不进去。阿朱想得疱疹有什么好大惊小怪，大不了请几天假，被朋友见到大家在路口默契地互相点点头，再吃几片抗生素就好了，总好过得小孩，十几年也好不了。她想起她妈曾经说过：“我当时养你，真是够我好受的，幸好后来你外婆搬来一起住。”就好像阿朱是她年轻时患过的一场大病，或者一只寄生虫，挂在她身上吸她的血。
米歇尔和阿朱是室友，合住在西营盘一栋很老的公寓里，电梯贴着一九九三年停水的告示，每上一层楼就要使劲地震颤一下，吓坏了刚从上海搬来香港，拎着两只大箱子的阿朱。这时候米歇尔就用她驻港六年，只差一年就是香港人的经验安慰她说：“别担心，香港的电梯很安全。”
阿朱对她这个室友既爱又恨。米歇尔对一切都有一种浮世的经验，好像这世上每件事都有一些内在的规则，而这些规则都可以被总结，掌握，例如怎么去办签证，方便地寄东西，哪里有好吃的泰国菜和寿司，以及便宜地雇佣家佣。阿朱惊讶地看到，米歇尔用低得可怕的时薪，找来一个菲律宾女人，从此两个女人过度囤物的公寓就变得一尘不染。那女人叫Chona，黄铜色皮肤，矮个子，胳膊，胸脯和屁股都饱满结实；鼻翼宽阔，眼窝深邃，常常擦口红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一些。她看到阿朱会毫不吝啬地微笑，指着挂在墙上的照片说“Your picture very nice”。有时候阿朱会突然看到她身上一个美的瞬间，使她有些惊恐；但马上看到她在劳作，又使阿朱满意。
米歇尔关于男人也有一套理论，虽然阿朱常觉得太迂腐。在香港多久，米歇尔就单身了多久，熟知中环，湾仔和坚尼地城的各种场所。SOHO哪里有本土香港音乐人，半山哪里全是啤酒和看美式足球的美国佬，海旁聚集的都是些肥而秃顶的英国人，常结伴去印尼一星期，在那些天然晒黑的矮个子女人中间回忆殖民的优越感，回来则马上去湾仔的社会卫生科拿号检查。米歇尔说：“在香港的白人大多数对亚洲女人很狂热，特别是小个子，皮肤深色紧实，他们觉得有种异域风情，对他们不要太当真。”
阿朱嫌米歇尔看人太武断。米歇尔说：“我眼中的这世界都有规则可循，走进一个饭店有什么样的装饰和食物，一个酒吧里什么样的男人，他说什么样的话，我喜欢全在意料之中。”阿朱反驳道这样的世界未免有些无聊，米歇尔抬起疲惫的眼睛说若不无聊就是风险，我是个精算师。
无论如何，米歇尔描绘的香港生活让阿朱觉得新奇。循着米歇尔的指引，阿朱很快认识了一个瑞士男人。第一次见面他温文尔雅，带着一副让他显得深刻的眼镜，比阿朱大几岁，那种娴熟自在让阿朱有些小鹿乱撞，英语口音也显得特别迷人。他在一间进出口贸易公司工作，常在东亚和东南亚四处出差，这正经的职业不像阿朱曾在上海撞见过的一千个落魄外教。尤其是随他回到公寓之后，那宽敞的客厅和卧室让阿朱心里一声惊呼。他随即招呼她坐下，去厨房开了一瓶冰凉的白葡萄酒。两人继续之前的话题，阿朱说到上海，说到她母亲的种种可笑行径。“她让我一定要找上海男人做男友，不是上海本地人她就不许可。”
他的手在她的背后探索，一边问她“那你想呢？”啪的一声，阿朱感到自己内衣的搭扣解开了，他从她颈后低声说：“或者现在暂时不要想。”
那晚回家的路上阿朱有些踉跄。上一次她这么激动还是刚经济独立，离开宝山区的母亲家，搬到浦东新区一间小公寓的时候，那晚她还没有被子，睡在光秃秃的床垫上望着天花板，激动地无法入眠。那是她第一次听到自由女神对她的絮语。但很快她的母亲就开始频频骚扰，阿朱觉得偌大的上海都无法让她安宁。她好像听到自由女神对她说：跑吧！能跑多远跑多远。一年后她已经在午夜的皇后大道上，跌跌撞撞地往公寓里走。白葡萄酒，瑞士男人皮肤的温度和这一切昭示的胜利都使她眩晕，那种飞行般的眩晕，好像几个天使在她的上空吹响号角。
阿朱的前任都是大学同学，阿朱觉得他们只是一些长了个子的高中生，仍然打游戏，逃课，以自我为中心。她渴望那种电视里描绘的成年人的关系，像米歇尔那样，永远在几个情人间游离，保持自己灵魂的独立性。 诸如这般，她向瑞士男人交流她平等和互不干涉的理念。后者倒很大方，耸了耸肩表示接受。他们每两三个星期见一次，像老朋友那样，聊聊最近的动态。瑞士男人常常很忙，阿朱便寻觅一些露水情人。整体还算和谐——瑞士男人是个温和，耐心的人。阿朱尤其印象深刻于他娴熟的技巧和优雅的态度，好像他有义务去讨好他的伴侣，也有义务不压迫她们。但有一件事让阿朱迷茫，那就是他常给她一种哥哥或者父亲般的疼爱。这种疼爱并非是有目的性的，比如一些相拥睡觉的习惯，一些时不时的短讯关心，或者仅仅是做爱后心情很好的拨弄旧吉他。终于有一天，在整晚的欢笑和嬉戏之后，阿朱从他的大床上挣扎起身的早上，惊恐地发现自己心中那个女人还赖在熟睡的他旁边，一只手搭在他的脖子上，在他怀里像一只熟透的虾。
阿朱飞似地逃离了瑞士男人的公寓。虽然她向世界宣告自由，想保护起自己的灵魂，但灵魂常误以为自己是安全的，就出来探头探脑。
那天当米歇尔又发表独立女人言论的时候，阿朱很心不在焉。Facebook上瑞士男人又去了泰国出差，她无端地开始烦躁。
米歇尔说：“我想四处留情，迟早是要出事的。”
阿朱开始阅读那条状态下面的留言，尤其是说玩得很开心和亲昵地取笑他的女性。
米歇尔说：“我怀疑我患上了疱疹。”
阿朱觉得比疱疹更糟糕的性病是患上爱情。
一连很多天，阿朱的灵魂和感情都发生着一场战役，她所引以为豪的独立高地几乎就要失守。她再也无法充满闲情逸致地布置公寓和打扫房间，只要一有空她就看手机，刷新那些几小时来就是一样的内容。
Chona在一旁熨衣服，令阿朱想起自己的母亲，在上海也做过几年的钟点工。那时候她还小，只记得母亲后来反复告诫她说：你要学好，不然就只能像我，一辈子伺候别人。阿朱从小的成绩都很好，在这个强者说话的世界里一路攀升。Chona的命运本可能也是她摆脱不掉的命运，由她那摆脱不掉的母亲，下嫁给她。
她出神地看着Chona，后者仿佛感觉到这种注视，抬起头对她笑了一下。她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寻觅着话题说：“你今天的口红真美。”
“你也美。你皮肤这么白，这么好看。”Chona边娴熟地褊着衣服熨，边羞涩地夸奖她。
阿朱有些害羞，她可算不上特别白。她开始问及Chona的生活，什么时候来的香港（十八岁），住在哪里（荃湾一间八人宿舍），家里什么情况（赡养两个妹妹）。问得越多，阿朱越充满一种让她内疚的居高临下的同情，最后只好草草结束这次对话。Chona那种理所当然的对家人的责任感让她害怕，她庆幸自己不是Chona，不必被别人的生活折叠束缚。
但那天深夜阿朱还在期待瑞士男人的短讯的时候，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被束缚住了！很多年前她的母亲就是这样，对一个毫无责任感的男人，无端交出了自己的心和子宫，然后是二十余年惩罚性质的辛苦劳作。她深吸一口气，跟自己说一切都还好，只要见他最后一次就马上切断联系。她继承了她母亲的软弱的情感，但她可以改变这种与生俱来的缺点，就像她曾是个不怎么聪明的好学生一样，她对自己说。
所谓的最后一次见面前，阿朱开始感到紧张。她耐心地挑选裙子，化妆，在全身镜里观察自己小腿的形状，想象今天怎么样坐在他的沙发上比较性感。但这种精心准备，在稍后瑞士男人的潦草中显得毫无意义。阿朱几乎有些愤怒。他好像也有所察觉，解释说时间紧张，晚上在湾仔还有一个派对。
阿朱缓慢地套上内衣，裙子。瑞士男人好像心情很好，在公寓里走来走去哼着小曲，偶尔还抱起闲置已久的吉他拨几下。阿朱问起他上周泰国的差旅，他说挺不错，而且好像回忆起了一些愉悦的时光，露出偷偷的微笑。他提起这周还要去印尼。
阿朱看着他拨弄吉他的样子。那一刻，她突然十分肯定他谈论的一切都是女人。泰国，印尼，所有那些去东南亚的小国出差，以及今晚的派对。女人，他微笑的内容都是女人。
她说：“那些地方的女孩很棒吧？”
他好像有些惊讶，但旋即承认了，甚至有一丝愉悦。
“你喜欢东南亚的女孩？”
“对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呃，她们都很漂亮，肤色健康，身材很棒。”他解释道，“我也喜欢那种友好的文化，她们很调皮，”他若有所指地笑了笑，“很疯狂。”
阿朱觉得隐约有些被刺痛了，“也就是她们都很……随便？”
他耸耸肩，并不反对。
她不可抑制地追问道：“那今晚湾仔的派对也是？”
瑞士男人略一沉默，“通常在湾仔都是菲律宾女孩，大多是你们所谓的家政佣人。中国人看不起她们，但我们无所谓。她们都是很好的女孩，比中国人更开朗随意。”
她问：“你喜欢她们吗？”
他说：“我很喜欢。”
那天阿朱回到家，Chona正在打扫她的鞋架。见到阿朱，她露出一个灿烂的微笑。那一瞬间阿朱有些惊慌失措，好像自己知道了这微笑背后的一个秘密，好像她突然读懂了Chona身体曲线的隐藏意义，好像突然能看到Chona蹬着高跟鞋，涂着口红，在湾仔的舞池里对高个子的白人男性卖弄身姿的样子；好像她们两个本不相关的人顿时有了一种紧密的联系。她们都赤裸地面对过同一个男人，都被用同样的方式打开内衣的搭扣，感受过他娴熟的技巧。可能并不是Chona，但是不是她好像都不重要。
她和Chona现在是如此平等，如此相似。阿朱感到一阵眩晕，好像脚下有个黑洞，要把她吸进去，在那里面是个无规则可循的世界，米歇尔会讨厌的世界。
等米歇尔回来，看着躺在沙发上的阿朱，问道：“你怎么了，阿朱？”
阿朱说：“我怀疑我得了热病。”
米歇尔有些迷惑，“那是什么病？”
阿朱说：“是一种传染病。”在殖民地肆虐，从菲律宾姑娘八人间的宿舍，传到欧洲人中环的公寓，再传到西营盘大陆人的唐楼里。阿朱觉得无力抵抗，只想躺在沙发上，等这次瘟疫慢慢过去。她想她治好了上海的病，又生了香港的。